二进制与共时性
两次用西方的词汇解释《易经》的尝试,一次是数学的,一次是心理学的。二者都被广泛复述,都比它们通俗的版本更有意思,也都常常被表述成一种干脆错误的说法。
- 1701
- 年图式传到莱布尼茨手中
- 1950
- 年荣格的序言发表
- 64
- 卦,也是密码子数
种种主张
通俗说法把三种各不相同的论证混在了一起。把它们分开来看,才看得出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
伏羲排列
邵雍的先天排列,由反复二分阴阳而生。把阴爻读作零、阳爻读作一,便依序得出零到六十三的整数。
莱布尼茨的辨认
在白晋寄来那幅图式之前,他已经发展出了二进制算术。他所发现的是一种对应关系,并把它当作古代文明已然掌握同一结构的证据。
被颠倒的说法
常有人说易经启发了二进制,进而启发了计算机。事实并非如此。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研究早于那幅图式,邵雍的排列本是宇宙论性质的,而非算术性质的。
共时性
荣格提出的无因果关联原理,把一种心理状态与一件外部事件有意义地联系起来,而不必其中一者引起另一者。部分是为解释他自己占问《易经》的经验而提出的。
序言中的实验
在为贝恩斯译本所作的引言中,荣格起了一卦,问《易经》对自己将被介绍给英语世界一事有何说法,并把答案记录下来。无论作何评价,这都是一篇引人注目的文字。
“无因果”是什么意思
荣格明确表示,他并不是在提出某种隐藏的因果机制。这使这一概念难以检验,批评者视之为致命缺陷,拥护者则视之为要点所在。
遗传密码的类比
六十四卦,六十四个DNA密码子。这一巧合催生了一批把二者相互映射的文献,其中最著名的是马丁·舍恩贝格尔的著作。由此并不能得出任何生物学上的结论。
为何两者都是64
卦有六个位置,各持两种状态,即二的六次方。密码子有三个位置,各持四种状态,即四的三次方。两者以不同的算法各自得出六十四,其内部结构并不对应。
以机遇为方法
约翰·凯奇用起卦来做作曲上的决定,把个人品味排除在作品之外。这是一种完全不需要任何形而上主张的用法。
结构性的读法
把六十四卦当作描述状态与转变的一套完备组合集合,这令系统思想家与控制论学者感兴趣,与占卜与否并无关系。
随机性与软件
如果起作用的是共时性,那么伪随机生成器算不算数?练习者意见不一,有些工具则借用硬件噪声来回避这个问题。
这些类比会怂恿什么
数字上的巧合容易找到,却难以约束。密码子文献是最清楚的一例:一种对应关系催生了数十年的写作,却未曾催生出任何一个可检验的主张。
人物与源流
谁提出了每一种论证、以何种形式提出,以及他们实际主张的,与归于他们名下的说法有何不同。
白晋
康熙宫廷中的耶稣会数学家,索隐派的主要人物之一,相信中国经典保存着一种被扭曲的圣经启示。他于1701年把卦象图式寄给了莱布尼茨。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
自1670年代起便研究二进制算术,1703年发表相关论文,并援引这幅中国图式作为古代的印证。他并非从《易经》中学到二进制,也从未如此声称过。
邵雍
出于宇宙论上的理由,以反复二分阴阳的方式造出这一排列。它由此生出了二进制计数,这是这一程序的结果,而非他所追求的目标。
荣格
数十年间不断占问《易经》,并为贝恩斯译本作了序。他1952年那篇关于共时性的论文,是在沃尔夫冈·泡利参与下写成的,是这一构想最完整的表述。
沃尔夫冈·泡利
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与荣格合作,共同撰写了收录共时性论文的那部合集。他的参与常被引来为此增添科学分量,而二人的合作实为探索性质,而非一套物理理论。
贝恩斯译本
卫礼贤的德译本,由卡里·F·贝恩斯转译成英文,并附荣格的序言。这两种框架正是经由这部书,才传到了广大的西方读者面前。
马丁·舍恩贝格尔
出版了把六十四卦对应到六十四个DNA密码子的最知名的一部书。它开创了一种文体,即便至今没有任何可检验的结论,这一文体仍在延续。
约翰·凯奇
自1951年起用起卦来作曲,后来又改用电脑生成的数字。他关心的是把意图从作品中移除,这不需要对这套卦具如何运作作任何主张。
海尔穆特·卫礼贤
职业汉学家,卫礼贤之子,他的讲稿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套关于此书结构的学术性说明,用以纠正那些更具臆测色彩的框架。
理查德·J·史密斯
他为《易经》所作的文化史,细致地考察了西方接受此书的过程,包括莱布尼茨的故事在通俗流传中是如何被讲走样的。
怀疑派的文献
数学史与汉学史学者一再纠正关于二进制的说法,而这一纠正却始终未能取代那个通俗版本。
更广的西方接受史
这两套框架,都属于西方接受《易经》这段更长历史的一部分,西方接受流派页面涵盖了从耶稣会索隐派到近来历史学转向的全过程。
两套框架,都值得说准确
西方作者若想解释《易经》为何可能不只是迷信,通常会祭出两种论证之一:要么说这部书暗中就是数学,早早预见了二进制,因而与计算机相通;要么说它借共时性起作用,一种把内在状态与外部事件联系起来、却不涉及因果的原理。这两种论证都有真实的内容。二者也都常被表述错了。
莱布尼茨究竟发现了什么
1701年,康熙宫廷中的耶稣会数学家白晋,把一幅六十四卦图式寄给了莱布尼茨,这幅图式传统上归于伏羲,实则是邵雍在十一世纪构造出来的。
莱布尼茨立刻看出,若把断线读作零、实线读作一,这一排列便依序列出了从零到六十三的整数。他在1703年就此发表文章,视之为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现在来看那一点要紧的纠正。莱布尼茨自1670年代起就已在研究二进制算术,远早于那幅图式传来之时。他并非从《易经》中学到这一点,也从未如此声称过。他所主张的是印证: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古代文明曾经掌握过他重新发现之结构的证据。
邵雍所做的也并非算术。他出于宇宙论上的理由,反复把阴与阳分开而生出这一序列,二进制的排序只是这一程序的结果,而非目的。中国的文献中,没有任何一处把这一排列当作一套数系来看待。
所以那种通俗的说法(易经启发了二进制,进而启发了计算机)在每一步上都把历史颠倒了。这一形式上的对应确实精确,也确实令人称奇。附着在它上面的那个因果故事,却是假的。
共时性主张什么
荣格数十年间不断占问《易经》,也想为它似乎行之有效的原因给出一个说法。共时性正是他的答案:一种原理,据此,一种心理状态与一件外部事件可以有意义地联系起来,却无需其中一者引起另一者,也无需第三者同时引起两者。
他为1950年贝恩斯译本所作的序言,做了一件颇为大胆的事。他没有去争论这一方法,而是直接使用了它:起一卦,问《易经》对自己将被介绍给英语世界一事有何说法,然后把这一答案在文中作了解读。
这一概念的困难是结构性的,荣格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他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是在提出某种隐藏的因果机制,这就意味着共时性不是那种可以被检验、进而被证实或证伪的主张。批评者视此为致命缺陷;拥护者则视之为要点所在,因为一种因果性的解释将会是另一种理论。沃尔夫冈·泡利参与了收录这篇论文的那部合集,这一点常被引来为其增添物理学上的分量,但值得说清楚的是,二人的合作是探索性质的,而非对物理学的贡献。
无论其价值几何,这一概念确实起到了具体的历史作用。它让受过教育的西方读者获得了一种许可,可以认真看待这套卦具,而不必相信占卜本身,战后西方之所以大体把这本书当作一件心理学的工具、而非一种迷信来接受,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一点。
DNA的说法
六十四卦。六十四个DNA密码子。自1970年代起,从马丁·舍恩贝格尔开始,一批文献陆续把二者相互映射。
算法本身并不支持这一类比。卦有六个位置,各持两种状态,即二的六次方。密码子有三个位置,各持四种碱基之一,即四的三次方。两者以不同的路径各自得出六十四,其内部结构并不对应:并没有一种有原则可循的方式,能说明某一卦对应哪一个密码子,不同作者给出不同、且互不相容的映射,也没有办法在其间做出取舍。
由此也不能得出任何生物学上或解读上的结论。没有一种映射曾预测出关于某种蛋白质的任何事,也没有一种映射改善过任何一次解卦。这是一种数字上的巧合,催生了五十年的写作,却未曾催生出一个可检验的主张,这一点值得如实指出。
不需要任何理论的用法
约翰·凯奇提供了最清楚的另一种选择。自1951年起,他用起卦来决定音高、时值与力度,持续了四十年,后来又改用电脑生成的数字。
他的目的是把自己的品味从作品中移除。这完全不需要对这套卦具是否“懂”什么持任何看法,只需要这一程序不受他个人偏好的支配即可。这提醒我们,这本书完全可以被认真使用,而不必认同上述任何一种框架。
留给读者的结论
有两个立场看来都站得住。数学上的对应是真实的,附着其上的因果故事则不然,因此老实的说法是:邵雍的排列与二进制计数共享同一种结构,这很有意思,却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任何方向上的影响。共时性是对一个真正棘手的问题的一次真诚尝试,按其作者自己的设计,它本就不可检验,读者可以觉得它富有启发,也可以觉得它空洞无物,两种态度都不算不合理。
站不住的,是继续重复说易经给了我们计算机,或说它的六十四卦编码了遗传密码。西方接受流派页面涵盖了这两套框架所属的那段更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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